在20世纪的思想家当中，波普尔的命运显得格外悖谬：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过如此显赫的声誉，却又如此迅速地被人淡忘。波普尔是犹太人，出生于维也纳，十岁时就开始接触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工作过。他于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波普尔访学英国，结识了哈耶克、罗素和伯林等学者，又到哥本哈根会见了物理学家波尔。在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压力下，1936年末，他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英联邦地区的学术机构获得工作。他的推荐人当中有爱因斯坦、波尔、李约瑟、罗素。最后在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授予波普尔高级讲师的职务。波普尔拥有白金汉宫授予的“爵士”和“勋爵”头衔，是英国皇家协会会员，英国学术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去世前拥有20个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40种语言。他在学术界的社交名单几乎是一本微型的世界名人录，也有政界的仰慕者前来拜访或邀请会面，这包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捷克前总统和日本天皇。而撒切尔夫人将波普尔和哈耶克视为自己的“两位老师”。在波普尔去世的时候，欧美的各种报纸发表了无数充满赞誉的悼念文章。毫无疑问，波普尔生前获得了一个学者可以想象的最高的世俗荣誉。而在他去世不过多年的今天，波普尔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地衰落。在欧美大学的哲学、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课程中，他的著作正在被教授们从“必读”转到“参考阅读”书单，甚至被完全忽略。“证伪主义”的地位似乎也慢慢被“范式转换”所取代。而既具讽刺又有象征性的事情是，在波普尔任教长达23年的伦敦经济学院，他曾用过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改建为“波普尔纪念馆”，而是变成了一个厕所。对于容易兴奋又容易疲倦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波普尔似乎已经过时很久了。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就翻译出版了他（除《开放社会》之外）的所有重要著作，他的学说20年前就流行过了。而在今天应接不暇的思想盛宴中，波普尔这道过气的“凉菜”早已被撤下，让位于各种新鲜的“热炒”。没有多少人再去认真阅读和研究波普尔。他的只言片语虽然仍被人谈及，却往往与“右翼政治”甚至“科学至上论”相提并论。更有严肃的学人公开鄙薄他的工作为“二流货色”。在我深为敬佩的两位学长中，一位曾在行文中使用“波普尔之流”这样的蔑称；另一位在其论著中转述了一句对波普尔极端的鄙视——“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的典型”。如此看来，卡尔·波普尔不过是学界的一名流行歌手，曾经当红而受一时追捧，然后被迅速抛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波普尔？这位“速朽的明星”真的有所谓“思想遗产”值得我们探讨和纪念吗？从对绝对真理和决定论的普遍相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首先，在波普尔之前，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作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决定论作出清算。●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玄学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最后，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直觉，而是一种能力。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华（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薛定谔、波尔。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在学术界，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
波普尔的批评性创见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 ——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这使他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而被曲解。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简化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哲学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
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对于科学、历史与社会这是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其他人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当时的许多人，仍然坚持在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如，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纳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最终被放弃。对于归纳难题，没有人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争的可能的解决路径。但是，波普尔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这与他的研究领域有关。波普尔的研究主题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1958年威尼斯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兹对笛卡儿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维尔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波普尔更像是古代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更特别的是，波普尔人格倾向中的偏执与固执可能多少影响到同行对他的评价。如，他坚定地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二百年来困扰着哲学家的归纳难题。如，他的学生拉卡托斯发展出一个更加精致证伪主义模型，虽然这更多的是技术性的修正和补充，但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最终导致他们友谊的破裂。而对专业哲学家来说，或许最难以接受的是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他傲慢地宣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语言哲学完全是误入歧途。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学家青睐的另一个原因。如果波普尔能够更为谦逊，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肯定。波普尔的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断特征，以至于有人戏谑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总的来说，波普尔在人文学术界最热衷的赞赏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严格专业意义上的哲学家。首先，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仅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最强烈的批判者。第二个误认为对波普尔政治立场是右派。哈耶克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哈耶克具有相当的距离。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备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波普尔备受争议，却是一位具有超凡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在两大领域，同时做出了永被后世铭记的贡献：在科学哲学上，波普尔提出了“证伪主义”；在政治哲学上，便是对乌托邦主义和社会工程的清算。他在这两大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实际影响：不仅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支持他，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推崇他为自己的思想导师，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甚至提出，没有他的思想，德国的“现代化”将失去最重要的指导。然而，他和他的思想都被人们遗忘了。诚如刘擎老师所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乌托邦社会工程瘟疫的医生，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世界重新陷入激进思潮裹挟动荡不安的局面的当下，尤其引人深思。为此，先知书店向读者诚荐卡尔·波普尔两部最重要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前者被誉为是“对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的最彻底，最难对付的批判”。后者虽然仅有127页，却以逻辑严密、字字珠玑著称，被誉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一并选购刘擎签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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